護國大公何西
護國大公及第一代北原公爵真福偉西亞雅,御勳位帝國勳爵,KG,HMCC,KC,JP (英語:Blessed Arthur Hokyeson, Grand Duke Protector and 1st Duke of Buckeun;慶寧語:Hokyeson Wysaiaya;1767年10月17日-1877年10月18日),漢名何西(原名何偉西),字雄宮,又被稱作何西太師,為希望帝國開國四大元勳之首及19世紀世界首富,官至希望帝國第一任御前大臣、太師、宰相、慶寧大明最後一任內閣首輔大學士等。
何西是傑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大律師、商人,同時亦是出版商、印刷商、作家、慈善家、傳教士、慶寧共濟會的成員。何西人生傳奇多彩,在眾開國大臣中雄踞鰲頭,之後兩個世紀不斷,多次在希望帝國硬幣或紙幣、艦船、城郡、學院、公司及各類文化活動再現。由於他在擔任安朝第一位宰相時積極西化,引入工業革命科技及西洋思想,讓慶寧在短短數十年間一躍成為一流國家,因此擁有「慶寧現代化之父」之稱,並被慶寧國民在“慶寧歷史上最偉大的人”調查中榮登榜首。
1790年,何西作為前任首輔大學士的兒子以及慶寧首個留歐學生,剛回到慶寧便深受明政府重用。隨後,他被大明政府授權從事新軍的建立事務。他在大明政府中,官至首輔大學士,具有極大影響力。
1790年代末,同時在得知施永真的大安進軍大明後,他被明朝政府再次重用以與大安談判。但何西與施永真首次見面後便相談甚歡,覺得志同道合且相見恨晚。何西表示雖然大明早已外強中乾,但爛船都有三斤釘,若兩國開戰只會導致生靈塗炭。因此表示只要施永真答應在統一慶寧後讓何西主政,自己以及家族都願意提供無限協助助其推翻大明。而施永真更答應事成之後讓何西擔任第一任宰相。在二人達成共識後,何西便動用其與東印度公司的關係購得戰船及大炮。1800年,何西獲升為內閣首輔大臣,同年安插親信羅平鎮守重要的戰略要地——大杉和關。
1802年,他讓手下羅平等數十將領率領大軍進入皇城,迫使明帝遜位。自此大安統一慶寧,何西亦隨後接手組建政府並被選為臨時宰相,後轉為正任宰相,成為當時掌握慶寧政府的最高權力者。
何西很早就認為西化是慶寧唯一出路,最初以貴族身份在朝廷上呼籲,被譽為「西化第一人」。作為第一個在西方留學的慶寧人,他成為慶寧西化榜樣,引入資本主義,股票交易所,西式教育,西式法治及政府體制。同時也引入了入蒸汽機,火車等西方科技。明章帝曾稱何西:「為太祖太宗年間慶寧成就之最,在創立現代慶寧社會形式上影響最深。」
政治方面,何西參考帝國聯邦元老院,創辦了與帝國聯邦同為家長式西敏制的國會。司法方面,作為第一個慶寧人大律師,何西在四都大學創立了希望帝國第一所法學院,栽培了法律界不少精英,又引入英國普通法和法院制度,因此有「慶寧法律界之父」之稱。商業方面,何西生前他所經營的慶寧行壟斷了慶寧對大英帝國及中國海上貿易,又通過他在帝國聯邦的投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億萬富豪及歷史上最富有的人。宗教方面,慶寧聖公會在何西全額資助下成立,因此在2024年被聖公會精神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宣福。
生平[編輯 | 編輯原始碼]
家族背景及童年時代[編輯 | 編輯原始碼]
1767年10月17日,北原府東幌城的夜空格外寧靜,原名何偉西的何西呱呱落地。作為何佳臣家族嫡系長子,他的出生在當時已經名震一時。何佳臣家族的根基深厚,其父何武雍更是身居朝堂最高位置,位列一品太師,殿閣大學士,掌握著朝中大權。這樣的家世註定了何西自幼便會與權力和財富相伴,然而,這一切對他而言,卻只是一個更大夢想的起點。
何西童年生活儘管充滿了家族的呵護與榮耀,但並非單純的溫室生活。父親何武雍一向主張嚴格的家教,尤其對長子何西期望極高。在他眼中,這個兒子將來必須承載著家族的未來。
年僅三歲的何西便開始接受儒學與經典教育,每日清晨,他必須與老師一同誦讀四書五經,理解祖先所傳承下來的智慧。這樣的生活對於一個普通孩童來說或許顯得過於嚴苛,但何西展現出異於常人的早熟和求知欲。他的記憶力驚人,不僅能背誦大段經文,還對其中的義理提出自己見解。每當他在家族聚會上講述自己的學問時,父親總會露出滿意的微笑。
然而,這位年輕的少爺並不僅僅埋頭於古典學問。何武雍,作為一位有見識的高官,敏銳地察覺到西方勢力的崛起。自從與東印度公司接觸後,何武雍對歐洲的科技與思想頗為讚賞,這也使他對何西的教育方針有所轉變。他認為,何家的下一代不能僅僅依賴祖先的智慧,必須向外界學習,尤其是向那些已經引領全球的西方國家汲取力量。因此,當何西年滿十歲之際,何武雍做出了改變家族歷史的一個決定——將他送往大洋彼岸的英國。
這一決定並非易事,因為在當時,慶寧的大部分貴族依然對西方抱有極大的懷疑與排斥。然而,何武雍認為,若家族希望在未來的變局中立於不敗之地,何西必須成為那個能夠理解西方並帶領慶寧與西方並駕齊驅的人。於是,在家族的精心安排下,年僅十歲的何西告別了故土,踏上了前往英國的旅程,成為首位踏足這片陌生土地的慶寧人。
留學英國[編輯 | 編輯原始碼]
當何西抵達英國時,他並未預料到這趟求學之旅將不僅讓他獲得知識,還為他在世界政壇打下了強大的人脈根基。十歲的何西踏上異國他鄉,首先進入了伊頓公學。這所貴族學校充滿了英國上層社會的子弟,他們的家庭大多與英國皇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對這位來自東方的少年而言,伊頓不僅是學術的殿堂,也是進入權力圈的一把鑰匙。
留學英國期間,何西透過其於伊頓公學的朋友們認識了英國最具影響力的慶寧,佐治親王,即未來的喬治四世。佐治與何西年齡相仿,性格卻迥然不同。何西沉穩內斂,佐治則頗具外向和放縱的性格,喜歡宴會、賭博與豪華的社交生活。這樣的性格差異讓二人起初並沒有交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的命運發生了微妙的交織。
在一次校內的辯論比賽上,何西憑藉其敏銳的邏輯和精湛的英語表達能力,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佐治當時被邀請至伊頓的嘉賓評審之一,被何西的才華所震撼,對他表現出的非凡智慧印象深刻。比賽結束後,佐治親王主動邀請何西共進晚餐,這場晚餐成為兩人友誼的開端。
隨後的幾年裡,兩人逐漸成為摯友。佐治對何西的東方背景充滿好奇,而何西則對西方皇室生活充滿興趣。在學術上,何西依然表現優異,但在課餘時間,他經常與佐治一起出入各種高級社交場合。這些場合奢華無比,宴會上一桌桌的美酒佳餚,價值連城的珠寶裝飾,讓年輕的何西深感震撼。雖然來自相對傳統的慶寧大陸,但在這樣的環境中,何西很快適應了英國貴族的奢靡生活。他學會了如何與上流社會的名流打交道,並逐漸建立了自己在倫敦社交圈中的地位。
佐治親王對奢華生活的熱愛,無疑影響了何西。他們經常在倫敦市中心的豪華俱樂部中賭博、品酒,甚至參加一些秘密的社交派對。何西見識到了英國上層社會的紙醉金迷,那是他在慶寧時所無法想像的世界。二人時常沉浸於這樣的生活中,過著靡爛的夜晚。然而,儘管何西被奢華的生活包圍,他的頭腦始終清醒。根據他的日記,當時的他已經明白,這些關係和經歷將在未來為他提供無窮的政治和商業資源。
這段時間裡,何西不僅與佐治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誼,也因此結識了許多英國的政治家、貴族和金融家。在那些繁華的晚宴和莊園聚會中,他運用自己的社交技巧,快速融入了英國上流社會的圈子。對何西來說,這段時光遠不止是享樂,更多的是他學習如何在一個異國環境中駕馭權力與人際關係的舞台。
幾年後,何西以優異的成績從伊頓公學畢業,並順利進入了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進入牛津後,何西依然與佐治保持密切聯繫,佐治的支持使得何西在英國上流社會的知名度逐漸提高。他的學業依然是重中之重,但他深知,這些友誼將成為他未來無可替代的資源。
1787年,何西從牛津大學畢業,取得民法學士學位,這為他在法律領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隨後他進入了四大訟務律師學院之一的林肯律師學院,開始接受專業的大律師培訓。1789年,何西通過了大律師資格考試,成為歷史上首位獲此資格的慶寧人。
儘管這些年來的奢華生活讓何西見識到了英國貴族的繁華,但他內心深處始終未忘記自己的責任與使命。他明白,回到慶寧的那一天已經不遠,而他將要帶回的不僅僅是西方的法律知識,還有一張由英皇、貴族、政客和商人編織而成的人脈網絡。
1789年2月17日,何西正式告別英國,踏上歸國之路。
大明仕途[編輯 | 編輯原始碼]
1789年,二十二歲的何西踏上了歸國的船隻,心中既懷揣著對故土的眷戀,也燃燒著西化改革的雄心。在英國的十餘年,他不僅取得了法律學位,並成為慶寧歷史上首位大律師,還建立了廣泛的人脈網絡,尤其是與尚未登基的佐治四世的摯友關係,讓他在歐洲上流社會中占有重要一席。然而,當他再度回到慶寧這片古老的土地時,迎接他的,卻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政局。
回國不久後,何西便獲任命為內閣大學士,進入朝廷核心。這個崗位看似平凡,但對他而言,卻是一個巨大的機遇。他從西方帶回的不僅是先進的法律體系,更有西方國家的治國理念和經濟模式,他深知慶寧若不變革,終將落後於這個世界。於是,他上書大明皇帝,提出了他對國家未來的遠大設想。
這份奏疏中,何西建議朝廷學習西方的工業技術和政治和商業模式,尤其是軍事裝備和財政體系。他強調,只有通過西化,才能使國家走向強大,維護大明的統治。他的觀點在當時無疑是革命性的,因為大多數朝中大臣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自豪中,對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化抱有極大的排斥。何西的奏摺一呈上,便在朝廷內部引起了巨大的爭論。
皇帝親自閱覽了他的奏摺,起初對這位年輕的官員抱有好奇。然而,隨著內閣大臣的激烈反對聲浪湧現,何西的建議被視作危險的異端。那些保守派大臣強烈指責西洋技術是「奇技淫巧」,會動搖大明的根本。面對這樣的局勢,何西並未退縮。相反,他更加堅信只有徹底改革才能救國。
皇帝在朝堂上將何西的奏摺怒擲於地,這一舉動象徵著朝廷對西化改革的態度。何西明白,改革之路將無比艱難,單憑說服力難以改變這個根深蒂固的封建體系。他逐漸認識到,僅靠和平手段無法推動變革,於是他開始暗中為激進的變革手段做準備。
何西通過家族的龐大財力,開始向朝中的一些大臣和將領進行秘密拉攏和賄賂,逐漸形成自己的勢力。這些人表面上依然效忠於朝廷,實際上卻已經悄悄站到了何西一邊。他們在關鍵時刻能夠為何西提供內部情報,甚至在未來發生變故時會成為支撐他勢力的力量。
正是在這個時候,何西得知施永真在東部開始籌劃推翻大明的軍事行動。施永真是當時一位極具野心的軍閥,他意識到大明外強中乾,便開始準備以武力入侵大明。何西深知這樣的機會不可錯過。於是,他派人暗中聯絡施永真。
當何西與施永真第一次會面時,兩人很快成為了志同道合的盟友。施永真具備軍事才能,而何西則擁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西方的知識,二人相見恨晚。他們都明白,單靠軍事行動是不夠的,若無法在政治和經濟上進行徹底改革,便無法真正改變慶寧的命運。何西向施永真承諾,若能協助他推翻大明,並建立一個以西化為基礎的現代化國家,自己及家族將提供無限支持。
通過動用在英國的關係,從東印度公司購買軍火,尤其是當時最為先進的火炮和戰艦。這些裝備將成為施永真軍隊的重要資源,為未來的軍事行動提供堅實後盾。
而在施永真那邊,軍隊已經集結完畢,並在東部秘密訓練。他的計劃是快速崛起,佔領大明的核心地區,並推翻皇帝的統治。施永真明白,這場戰爭不僅僅是一場軍事行動,更是一次徹底改變慶寧命運的機會。何西也同樣清楚,這是他實現西化夢想的唯一途徑。
1795年,何西獲升為內閣首輔大學士,這讓他能夠在權力核心中進一步推動自己的改革理念。然而,他的心早已不在朝廷內部,因為他知道,真正的變革將通過激烈的戰爭和權力的重新分配來實現。隨著時間的推移,施永真的勢力在東部迅速壯大,軍隊訓練有素,逐漸向大明的核心地區進軍。何西表面上依然保持低調,不顯山露水,實際上,卻在秘密為施永真的軍事行動做最後的準備。
這段時間裡,何西和施永真頻繁通信,制定詳細的作戰計劃。他們決定採取「裡應外合」的策略,由施永真的軍隊從外部進攻,而何西則在朝中製造混亂,削弱皇帝的防禦力量。他們清楚,這場戰爭不僅僅是一場權力的爭奪,更是一次對慶寧命運的徹底重塑。
1802年,何西秘密下令調動駐守大杉和關的軍隊,並在決定性時刻打開了戰略要地的大門,迎接施永真的軍隊進入西慶寧的核心地區。短短三個月內,施永真的軍隊迅速攻陷西慶寧,皇帝被迫退位,大明朝廷宣告覆滅。
希望帝國首次執政[編輯 | 編輯原始碼]
1802年,隨著大明皇朝的瓦解,一個嶄新的時代在慶寧大陸冉冉升起。施永真在何西的支持下,成功推翻了大明的統治,並建立了全新的希望帝國。這場變革來得迅速而果斷,隨著戰火平息,舊有的皇朝已如塵土般被掃入歷史,而何西的改革夢想,終於有了施展的舞台。
隨著施永真登基,號稱永祚帝,他迅速冊封何西為護國大公,賜予北原公爵的頭銜,並委任他為帝國首任宰相,全面負責國家政務。這個任命並非單純的權力授予,而是施永真對何西多年來的謀略、智慧及西方資源的感激與信任。兩人之間的聯盟不僅奠定了希望帝國的基礎,更展現了一個以西化改革為主導的全新國家方針。
何西此時手握重權,展開了他的改革宏圖。西化改革是他的核心目標,而新成立的希望帝國正是這個願景的實驗田。他的第一個改革舉措,就是立即著手參考英國西敏制,設立慶寧首個西式立法機構。新國會定名爲非常尊貴的與會希望帝國國會之王公與庶民們(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Lords and Commoners of the Empire of Hinnia in Parliament assembled),簡稱慶寧國會。初代慶寧國會屬一院制,由各部尚書出任的官守議員,大貴族出任的元老議員,以及皇帝御命,由各地鄉紳擔任的庶民議員組成。
此外,何西又引入西方法律體系。他在英國留學時學習的普通法、判例法、衡平法和制定法,為他提供了豐富的法律資源。他在永祚帝的支持下,迅速推行了這一法律體系,使之成為帝國的根基。
英國的法律機構和法庭設置成為了希望帝國的範本。何西設立了各級法院,法官制度也被引入,希望帝國開始建立起現代化的司法體系。這一改革讓希望帝國的社會秩序更加規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為後來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然而,法律改革僅僅是何西改革藍圖的一部分。他深知,國家的強大不僅依賴於法律的完善,更需要強大的經濟基礎。因此,何西迅速推動了商業與工業的現代化。憑藉他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關係,他開始大力引進西方的工業技術和設備,並建立了一系列國有工廠,生產先進的武器、機械和其他工業品。
在施永真的支持下,何西還提出了一項雄心勃勃的國家基礎建設計劃。他意識到,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國家的基石,因此開始大規模修築道路、港口和運河,並建設新式城鎮。這些建設不僅促進了帝國內部的經濟交流,也為外來貿易提供了便利。短短幾年內,希望帝國的城市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除了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何西也將目光投向了教育。他深知一個強大的國家需要具備現代化知識和技術的人才。因此,他建立了全國統一的義務教育制度,並推行西式教育。希望帝國的各級學校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都開始引入西方的教學方法和課程內容。何西還用私人資產資助優秀的學生前往英國、法國、普魯士等國留學,培養出一批批具備現代化知識的青年才俊。
希望帝國的華族貴族階層也受到何西的影響,開始追隨他的西化潮流。當他穿上英國式的燕尾服出現在各種場合時,慶寧的貴族們紛紛效仿,不再以傳統服飾為榮,轉而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他們開始在餐桌上擺上西餐,並建造起西式府邸。這股西化潮流在上層社會迅速傳播,成為希望帝國貴族階層的一種時尚符號。
1804年,何西推動了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改革——貨幣改革。他認為,希望帝國若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化國家,必須擁有自己的統一貨幣體系。他參考英國的經濟模式,提倡設立中央銀行何了統一的貨幣——慶寧元。這一改革不僅提升了國家的財政能力,也為後來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
與此同時,何西不忘自己在英國留學期間深感震撼的自由理念。他明白,國家的強盛離不開社會的自由與平等。於是在同年,他推動了一項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法案——廢除奴隸制。何西認為,只有真正尊重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國家才能進一步發展。這一法案的通過,讓希望帝國成為遠東最具人道主義色彩的國家之一。
隨著改革的深入,何西的名聲日益鵲起。他不僅在國內贏得了廣泛的尊重和愛戴,在國際上也受到多國的關注。來自英國、法國、普魯士等國的外交使節紛紛拜訪希望帝國,試圖與這個新興的東方強國建立更為密切的聯繫。何西的改革,讓希望帝國在短短幾年內從一個封閉的傳統國家,轉變為具有現代化元素的新興強國。
然而,改革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內部的保守勢力依然存在,許多舊貴族對何西的改革充滿敵意,尤其是他的西化舉措,觸動了傳統貴族的利益。在朝廷內部,保守派勢力也逐漸形成,對何西的改革進行反對和抵制。儘管如此,何西依然堅定不移,繼續推動他的改革夢想,並獲得了安太祖施永真的全力支持。
與北辰士祈的政壇鬥爭與罷免[編輯 | 編輯原始碼]
在希望帝國的政治舞台上,何西的強勢崛起曾一度讓他成為無人能及的宰相。然而,與北辰士祈的長期政壇鬥爭,卻逐漸成為他生命中的一場重要決戰。北辰士祈,這位原為東紀權臣,極善謀略的一代梟雄,對何西長期把持宰相權位心存不滿,他深知,要想掌控帝國,必須擊倒這位無可匹敵的對手。
兩人的政治分歧早在希望帝國建立之初便已埋下。何西一貫主張參考英國的西化改革,積極引入英國的技術、法律與經濟體系,並希望以此來加速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然而,北辰士祈則主張參考德意志國家,如奧地利和普魯士,同時主張以更溫和的方式治國,強調維持慶寧傳統,對何西的改革態度充滿警惕。他認為,過度的西化會損害慶寧的國本。
何西的改革政策,尤其是他大規模引入英國的法律制度和經濟政策,無疑引發了帝國內部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北辰士祈敏銳地抓住了反對聲音,開始在朝中暗中集結力量,逐步削弱何西的影響力。北辰士祈運用一系列高超的政治手腕,對何西發起多次挑戰,從限制其經濟政策到公開批評其外交手段,兩人的鬥爭逐漸白熱化。
1804年,一場關乎國家未來的國會辯論成為了兩人對決的關鍵戰場。這場辯論圍繞着何西提倡的貨幣改革進行。何西計劃成立慶寧銀行,統一發行慶寧元,這一舉措旨在鞏固國家財政,並推動帝國經濟向資本主義轉型。北辰士祈強烈反對,認為這會讓外來資本控制帝國經濟,並威脅到傳統貴族的金融地位。辯論的氣氛極其激烈,雙方在國會中唇槍舌劍。雖然最終何西成功建立中央銀行和統一貨幣,但北辰士祈亦成功分化何西的支持者。
在辯論中,北辰士祈指責何西過於依賴外國勢力,質疑他的忠誠和他的政策是否真正為慶寧服務。北辰士祈巧妙地將何西描繪成一位「被洋人控制的傀儡」,這一指控迅速引發了國內輿論的激烈反應。隨著國會內部的壓力不斷增加,何西的支持者漸漸被邊緣化,原本佔據高位的何西開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立。
1805年,何西在國會中的地位達到了危急時刻。北辰士祈不僅在公開場合發起猛烈攻勢,更在私底下策劃了一場周密的罷免行動。他聯合了多位大臣,利用國會內部的法律程序發起對何西的不信任動議。在一連串的政治鬥爭和陰謀操縱下,何西逐漸失去了宰相職位的掌控權。
面對這場攻勢,何西並非全然被動。他試圖通過一系列政治反擊挽回局面,召集自己在朝中多年培養的親信,力圖在國會中重新穩住局勢。然而,北辰士祈早已預料到這一點,他成功拉攏了一些原本支持何西的開國元老,並將這些人逐一策反。隨著形勢急轉直下,何西最終無力回天。
1805年,在國會的一場歷史性投票中,北辰士祈成功發起的不信任案以微弱優勢通過。何西被迫辭去宰相一職,正式結束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段輝煌生涯。作為補償永祚帝將何西封為御前大臣及太師,成為慶寧三大開國功臣中最早位列三公的一員以及擁有主持國會會議,掌管全國司法體系及法律人員(包括法官、律師等),主管國會司法委員會審判干犯重罪或叛國的貴族,行使皇家特權拒絕通過法案等重大權力。在離開宰相府前,何西許下誓言「我一定回來」。
這場勝利讓北辰士祈登上了權力的頂峰,但同時也標誌著何西的另一段傳奇生涯的開始——一段充滿商業雄心的篇章。何西的政壇敗北,並未讓他失去鬥志。他明白,離開朝堂並不代表結束,而是另一場博弈的開始。正如他曾經在政治上主宰帝國,他準備好在商業世界中同樣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征服。何西的故事,從未因一場失敗而中斷,相反,這場鬥爭激發了他進入另一個全新的領域。
商業帝國的擴展[編輯 | 編輯原始碼]
1805年,何西在宰相職位上被罷免後,迅速從政治舞台轉向商業領域,並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了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商業帝國。雖然政壇上的失敗一度讓他感到挫折,但何西很快意識到,商業才是他真正的戰場,無需再受制於朝堂的權力鬥爭,他可以掌控自己的命運,並利用其政治人脈和經驗,將經濟資源重新配置,為自己和家族開創一個嶄新的商業時代。
當時,何西接管了慶寧最大的國有企業慶寧行。何西的第一步,是將這個原本由政府控制的龐大組織私有化,轉變為家族企業。這一舉措在當時來說是大膽而具有爭議性的,但何西清楚,只有徹底擁有這家公司,他才能夠實施更加激進的商業策略,並獲取最大化的利益。
他從趙繁澆手中接任慶寧行的大班一職,並立即開始進行改革。憑藉何佳臣家族在帝國和東印度公司的深厚關係,慶寧行迅速擴展業務,進行一系列高風險高回報的交易,其中最關鍵的,便是與東印度公司合作,將半州勞工輸送到亞茲特蘭(Aztlán),並向中國出口鴉片。這些交易在短短十八年間,為何西和慶寧行帶來了巨額財富,並使該公司成為當時慶寧最大、也是最具壟斷地位的商行,甚至成為了清朝最大的鴉片供應商之一。
1807年,何西再次展現了他卓越的戰略眼光,他將商業版圖擴展至海運業。他以低價從英國購入十二艘船隻,開始建立自己的船隊。當時,外國公司和中小型運輸企業無法與這樣的資本實力競爭,紛紛退出市場。作為唯一一家國有關係背景的海運企業,慶寧行迅速壟斷了慶寧的海運業務,成為慶寧大陸與海外貿易的重要命脈。至1810年,慶寧行的船隊已經擁有60多艘各類輪船,到1813年更增至100艘,覆蓋了整個帝國的港口、碼頭和倉庫系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海運網絡。
隨著海運業務的成功,何西並未停下腳步。1808年,何西時期宣布組建的中央銀行慶寧銀行終於正式成立。這家銀行的成立,標誌著慶寧金融體系的現代化進程的開始,並且為慶寧行的全球貿易活動提供了穩定的金融支持。慶寧銀行不僅促進了帝國內部的資金流動,也開始與英國、法國等國的銀行建立起緊密的金融合作關係,為未來的資本運作鋪平了道路。
1809年,何西進一步擴大其產業版圖,獲得了火藥廠的專營權,並創辦了慶寧火藥廠。這家工廠很快成為帝國軍需品的主要供應商,為何西在政治和軍事上建立了新的話語權。隨著火藥廠的成功運營,何西不僅鞏固了自己的財富,更進一步控制了帝國的軍事資源,將政治與商業緊密結合。
然而,1809年末,北辰士祈政府宣佈禁售鴉片,這一政策對慶寧行的核心業務造成了直接威脅。面對這一挑戰,何西並未因此氣餒,他迅速轉移戰略,將本來用於種植鴉片的土地轉為發展地產事業,並進一步拓展到了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1812年,何西通過與英國政府的關係,獲取了製造蒸汽船的技術,並與帝國政府合資創辦了擁有造船專營權的慶寧造船所,這家公司成為當時唯一擁有製造蒸汽船技術的造船廠。這使得慶寧行在海運和造船業的壟斷地位更加穩固。
1811年,何西再次進行企業改組,將慶寧火藥廠改組為慶寧化工,這家新公司開始涉足化工產業,並逐步成為帝國內部重要的化工供應商。此時,何西的商業帝國已經觸及了幾乎所有主要產業,從金融、海運到工業,他的影響力無處不在。
1813年,何西決定進一步鞏固其家族在商業上的壟斷地位,他不顧趙繁澆反對,將慶寧行徹底私有化,並將其改名為「慶寧財閥」(The Hinnia Organisation)。他將慶寧財閥分拆為四大公司:慶寧物產、慶寧銀行、慶寧置地和慶寧工業,並將這四家公司全部在帝國證券交易所上市。這一舉動不僅令慶寧財閥成為當時帝國最大的企業集團,也進一步鞏固了何西在資本市場的霸主地位。
慶寧財閥迅速壟斷了帝國的各行各業,外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要麼被收購,要麼因無法競爭而退出市場。何西運用其在司法界的影響力,通過法律行動打壓所有敢於挑戰他地位的企業,使得慶寧財閥幾乎成為了市場的唯一主宰者。
1816年,趙繁澆去世,趙家因繼承問題爆發了家族爭鬥。何西敏銳地抓住這一時機,以綠江公司股份為籌碼,支持趙和宏成為趙家的家主,最終成功收購綠江公司,進一步壟斷了南部的業務。至此,何西的商業版圖已經覆蓋了帝國的每一個角落,並且他的影響力超越了其他財閥總和,慶寧財閥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商業集團之一。
發財立品[編輯 | 編輯原始碼]
在成為帝國最富有、最具影響力的商人後,何西並沒有將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累積財富上。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位曾經以鋼鐵般意志掌控政壇與商業的巨人,開始把目光投向了社會的更大福祉。他深知,權力和財富若不服務於更高的理想,終究只是空虛的累積。何西的內心深處,始終有一個強烈的使命感:為他的祖國,甚至是整個人類社會,創造一個更公平、更具機會的未來。
自他掌控商業帝國以來,何西便致力於慈善事業和社會改革。他成立了一系列慈善機構,旨在幫助那些生活在貧困中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因為帝國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而被忽視的底層民眾。這些慈善活動既是對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種實踐,也是對那些曾經質疑他唯利是圖的回應。
首先,何西著手改革帝國的教育體系。他一向認為,知識是改變命運的根本力量,而在西方的留學經歷更讓他深刻意識到現代教育對國家未來的重要性。為此,他創辦了希望帝國第一所免費學校,並私人資助多所大學的建立。他不僅將西方的科學技術、法律制度等引入課程中,還特別強調實用技術的培養,為年輕人提供一條通向現代化社會的道路。何西的教育改革,尤其是在提供獎學金方面,為希望帝國培養了無數的現代化人才,這些人後來成為了帝國在工業、科技、軍事等領域的中堅力量。
除了教育,醫療也是何西關注的重點。他意識到,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人口湧入城市,而這些新興的工業城市往往缺乏足夠的醫療設施,導致疾病的傳播加劇,工人階層的健康狀況更是不容樂觀。為此,何西創辦了多家醫院,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服務,並在醫院中引入西方的醫學技術。他還資助了一批年輕醫生前往英國學習最新的醫療技術,從而提高了帝國整體的醫療水平。
1817年,何西設立了何佳臣基金會的前身「何佳臣組織」,這是一個專門針對窮人、孤兒和老年人的慈善機構。該基金會的成立,標誌著何西將個人慈善事業系統化,並希望通過組織化的方式,將慈善事業長久延續下去。在何西的帶領下,組織不僅建設了孤兒院、敬老院,還通過提供小額貸款,幫助窮人開展自己的小生意,從而減少社會的貧困問題。這些善舉,使得何西在國內外都贏得了廣泛的讚譽,甚至在當時的英國報紙上也多次出現他以「遠東最慷慨的慈善家」為標題的報導。
此外,何西還積極推動社會平等。他深知帝國的社會結構存在著根深蒂固的階級差異,特別是在帝國工業化的過程中,工人階層的地位被嚴重忽視。於是,何西在他的工廠中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政策,例如縮短工時、提高工資、改善工作環境等,這些措施在當時的商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儘管這些改革措施增加了成本,但何西堅信,只有當勞動者獲得尊嚴和公平的待遇時,帝國的工業才會真正強大起來。
這些改革措施不僅改善了工人的生活,也使得何西贏得了更多的社會支持。許多工廠主和商人開始效仿他的做法,逐漸推動整個社會的工業標準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發展。在希望帝國的歷史上,何西常被稱為「工業慈善的開拓者」,他的改革奠定了現代工業社會的人道主義基礎。
隨著年歲的增長,何西更加專注於慈善和社會改革,逐漸將企業的日常運營交給家族成員和信任的手下。他的影響力,不再僅限於商業和政治,而是蔓延到整個社會結構的各個層面。至此,何西已不僅僅是帝國的財閥和政治巨頭,更是社會正義和慈善事業的象徵人物。
再度拜相與海軍改革[編輯 | 編輯原始碼]
1820年,何西在經過數年的商業征戰和慈善事業後,重新回到了希望帝國的政治舞台。隨著北辰士祈的去世,帝國政壇出現了權力真空,許多舊貴族和保守勢力渴望恢復舊有的政治秩序。然而,在帝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何西的改革政策和商業成功已經成為無法忽視的力量。皇帝深知何西對於帝國未來的關鍵作用,遂邀請他再次出任宰相,重掌國家政務。
再度拜相後,何西立即展開了他長期醞釀的海軍改革。對於一個正逐步現代化並積極參與國際貿易的帝國來說,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至關重要。海軍不僅是保護國家利益的武器,更是經濟命脈的保證。自從何西開始進軍海運業,他便深刻意識到,只有掌控海上霸權,帝國才能在國際舞台上站穩腳跟。因此,海軍現代化成為他再度拜相後的首要任務。
首先,何西推動了大規模的海軍擴建計劃。他利用自己在商業領域積累的造船經驗,將蒸汽船技術全面應用於帝國的軍艦建造。與此同時,他還成立了專門的海軍學院,培訓出一批批精通現代戰術的海軍將領。這些將領接受了西方國家的先進訓練,學習了海上戰鬥和戰略部署的最新技術,使得希望帝國的海軍實力迅速提升。
何西的海軍改革不僅限於技術層面,還包含了結構性的改組。他將海軍分為不同艦隊,專門負責不同地區的防務。這些艦隊根據地理位置的戰略需求配備了不同的船隻和武器系統,從而實現了全方位的海上防禦網絡。這種結構性的變革,使得帝國海軍能夠更加靈活地應對各種威脅,無論是來自遠東海域的海盜,還是西方列強的艦隊挑戰。
同時,何西還積極推動海軍與商業海運的結合。作為一位成功的商業巨頭,何西深知商業與軍事之間的互補性。因此,他鼓勵政府與私人船隊之間的合作,將商船快速改裝為軍艦,並在必要時提供給國家使用。這樣的軍民融合策略,既節省了大量的軍費開支,又增強了帝國的應急戰力。
1825年,何西主導的海軍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希望帝國的海軍不僅在數量上大幅提升,質量上也有了顯著改善。蒸汽船的引入使得帝國的海上航行速度和靈活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新型火炮和先進戰術則進一步提升了海軍的戰鬥力。這支全新的海軍不僅成功應對了多次外來威脅,還確保了帝國在亞太地區的海上霸權。
然而,何西的改革並不僅僅侷限於海軍。他在再度拜相期間,對整個國家的制度也進行了深刻的重組。首先,他繼續推動司法和行政體制的現代化,將西方的普通法和成文法進一步與帝國的傳統法律結合,使得法律體系更加健全和透明。同時,他加強了國會的權力,允許地方貴族和商業領袖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這一舉措使得帝國的政治體系更加多元化和開放。
此外,何西還推動了一系列關於國家財政的改革。他重新組織了帝國的稅收體系,打擊貪污腐敗,確保國家的財政收入能夠用於現代化建設和軍事發展。通過建立完善的審計制度,他使得政府開支更加透明,並確保資金能夠流向最需要的領域。
在內政上,何西對教育和社會福利進行了進一步的擴展。他擴大了義務教育的範圍,並增加了對科學、工程和技術領域的投資,從而為帝國培養了大量現代化建設所需的專業人才。同時,他創建了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為貧困家庭和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這些改革措施極大地提升了帝國民眾的生活水平,並鞏固了政府的民心支持。
何西的再度拜相標誌著希望帝國的進一步鞏固與發展。在他的領導下,帝國不僅在經濟和軍事上實現了大幅度的提升,社會結構也變得更加穩定和繁榮。儘管面臨著來自保守勢力的持續反對,何西始終堅持他的現代化道路,並依靠實際成果贏得了帝國內外的廣泛支持。
當他再度辭去宰相職位時,何西的海軍改革和制度重組已經將帝國推向了另一個高峰。他留給後世的不僅是強大的經濟遺產,還有一支令世界敬畏的強大海軍,以及一個更加穩定、現代化的國家體系。
遠東會外交[編輯 | 編輯原始碼]
1826年,何西深知要讓希望帝國真正崛起,僅靠國內的改革與海軍的現代化是不夠的。帝國的未來需要穩固的國際地位,以及與其他列強的緊密聯繫。因此,何西開始展開一項精心策劃的外交計劃,這項計劃並非依靠傳統的外交途徑,而是透過他在國際商業和政治網絡中創建的紳士會所遠東會(The Far East Club)。
遠東會是何西的創舉之一,這個秘密而精英的紳士會所不僅是一個商業和政治領袖的交際場所,更是他進行國際外交的重要平台。會所的成員包括來自英國、法國、普魯士、美國及其他世界強國的政要、商業巨頭和文化精英。何西通過遠東會外交的方式,建立了一個獨特的外交網絡,這種方式迥異於傳統的官方外交,使得他能夠在各國之間靈活游走,達成利益共識,推動希望帝國的崛起。
首先,遠東會的成立標誌著何西在外交領域的一次重大創新。這個會所坐落在希望帝國的首都海崎府,但同時也在倫敦、巴黎和紐約設有分會。這些會所精心設計,充滿奢華和異國情調,吸引了各國上流社會的名流。它們並不是公開的外交場所,而是一個非正式、私人化的社交圈,成員們可以在這裡暢談國際大事,商業機遇,以及未來的全球格局變遷。會所內的談判和會議,經常比正式的外交談判更有效率,因為它跳過了繁文縟節和官方程序,使得各國領袖可以更加直接坦率地交換意見。
透過遠東會,何西精妙地將商業利益與外交政策結合起來。他利用自己在國際商業上的影響力,將那些對全球貿易和工業化感興趣的外國資本家與政治家吸引到希望帝國。這些人透過參與會所的社交活動,逐漸認識到希望帝國的戰略價值,並開始與何西建立緊密的私人聯繫。何西借此推動了多次國際貿易協定,特別是在航運和金融領域,帝國開始與英國、法國等海上強國建立了堅實的合作夥伴關係。
其次,遠東會不僅僅是一個商業網絡,它還是一個文化交流和政治理念的碰撞平台。何西深諳文化和思想的重要性,他邀請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哲學家和科學家參與會所的活動。這些活動不僅是文化上的盛宴,也是何西推動他西化改革理念的另一個渠道。在這裡,他得以展示希望帝國的現代化成就,並通過討論和辯論,讓西方的精英們理解並支持他的政治和經濟政策。
這種跨文化的交流使得希望帝國在世界舞台上逐漸被視為一個具備現代化和開放精神的強國,而非一個封閉落後的東方國度。何西通過這些非正式的外交努力,成功改變了世界對希望帝國的認知,並贏得了多個強國的尊重與支持。尤其是在英國和法國,何西逐漸成為了許多政客和資本家心目中的遠東之橋,他們認為何西是聯繫東西方之間的關鍵人物,並開始向希望帝國輸送更多的技術、資金和人力資源。
透過遠東會外交,何西還成功推動了希望帝國與西方列強之間的條約談判。1830年,何西利用他在倫敦遠東會的關係網絡,說服英國政府重新審視與希望帝國的貿易條約,最終廢除了多項不平等條約,使得帝國在國際貿易中獲得了更加公平的地位。這一舉措,不僅鞏固了帝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也使得希望帝國正式躋身於國際列強之列。
此外,何西還利用遠東會進行秘密外交活動,這些活動往往比官方渠道更加靈活和高效。他在會所中與各國的代表私下會談,討論關於邊境、海洋貿易線、殖民地事務等敏感話題,這些話題在公開場合難以達成一致,但透過非正式的交涉,何西成功化解了多次國際危機。例如,在1828年的一次外交危機中,法國企圖擴大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這威脅到希望帝國的海上利益。何西透過巴黎的遠東會與法國高層秘密談判,最終達成了雙方的利益平衡,避免了潛在的衝突。
遠東會成為了何西打造國際聯盟的重要工具,他不僅僅依靠帝國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力量,還透過這個精英俱樂部,構建了一個無形的權力網絡。這個網絡,跨越了國家邊界和傳統的外交方式,使得何西能夠在國際舞台上以靈活、務實且強大的方式行事。
隨著時間的推移,遠東會外交策略的成功,讓希望帝國逐漸成為亞太地區的主導力量,也讓它在國際上擁有了與英法等強國平等對話的地位。何西透過他的個人魅力和政治手腕,不僅改變了帝國的命運,也影響了世界政治的走向。這種將商業、文化和外交無縫結合的方式,後來被稱為「遠東會外交」,成為了外交史上一個極具創意和影響力的範例。
鐵路與基礎設施的發展[編輯 | 編輯原始碼]
隨著希望帝國在國際上的崛起,何西對國內經濟的現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深知,帝國要保持長期的繁榮和穩定,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基礎設施網絡,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便是鐵路的建設。鐵路不僅能夠促進國內的經濟流通,也能夠將偏遠地區與帝國的中心地區聯繫起來,這對於慶寧這個橫跨整個大陸,幅員廣大的國家來說,至關重要。
在何西再度拜相後,他開始推動大規模的鐵路建設計劃,這一計劃被視為帝國現代化進程的關鍵一步。早在1820年代初,何西便已開始關注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和交通基礎設施的快速發展。他曾多次訪問英國、法國,考察當地的鐵路系統,並親自與西方的鐵路建設專家探討技術細節。這些經驗讓他意識到,鐵路不僅僅是一種交通工具,它能夠極大地改變國家的經濟結構、社會組織,甚至軍事戰略。
1830年,何西正式啟動了他的「大鐵路計劃」。這個計劃旨在建設一個連接帝國主要城市、工業區和港口的現代化鐵路網絡,將國內的資源、商品和人力迅速集結起來,促進內部市場的繁榮。他首先成立了「慶寧鐵路公司」,這家公司由政府和慶寧財閥共同投資,並邀請了英國和法國的工程師進行設計和施工。何西通過其在遠東會的商業聯繫,成功吸引了來自歐洲的技術與資金支持,這使得鐵路計劃的推進速度遠超預期。
大鐵路系統的第一條主幹線於1834年完工,這條鐵路從四都首府咸美頓直達北原府東幌,連結兩大重要港口城市。其後,慶寧鐵路又建造了兩條分別連接帝都海崎都至四都府和的鐵路,沿途穿越了多個工業區和農業產區。這兩條鐵路的建成,極大地改變了沿線地區的經濟結構。以前依賴緩慢的海運和馬車運輸的貨物,如今可以在短短幾天內運送,極大地提高了經濟效率。
隨著主幹鐵路的成功,何西並未停步。他迅速推動次幹線和支線的建設,將帝國的鐵路網絡擴展到更偏遠的地區。這些偏遠地區由於地理位置的限制,過去一直難以發展,交通不便使得這些地區與帝國的經濟中心地帶脫節。而鐵路的建設,打破了這一屏障,這些地區的礦產、農產品得以快速運往市場,並且大量的工業設備和人力資源也能夠更加便捷地進入這些地區。鐵路沿線的城市和城鎮因此迅速發展,成為了帝國經濟的新興增長點。
除了經濟效益,鐵路的軍事價值也不容忽視。何西深知,對於一個強國來說,快速的軍事調動能力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關鍵。因此,他在設計鐵路網絡時,特別考慮了軍事需求,將軍事要塞與鐵路幹線緊密相連,使得帝國可以在發生戰爭或危機時,迅速將軍隊和物資運送至前線。
至1860年代,何西時期主導的鐵路與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已經全面落成,帝國內部的經濟連結愈加緊密,從南方的農業地區到北方的工業城市,從東部的貿易港口到西部的邊境要塞,整個國家通過鐵路網絡實現了無縫連接。這種基礎設施的現代化,不僅大幅提升了帝國的經濟產出,也使得社會結構逐漸發生了變化,農民工、商人、工人階層的流動性大大增加,社會階層的固化得到了改善。
除了鐵路,何西還推動了其他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建設,包括大規模的公路修築、港口擴建、運河疏浚等。他深知,現代化的基礎設施是國家發展的根基,而這些建設不僅能夠提升國家的經濟效益,還能夠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質。隨著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帝國的城鎮化進程也隨之加速,城市人口迅速增長,新興的工業城市在全國各地拔地而起,這一切都為帝國的長期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何西的鐵路與基礎設施改革,成為了希望帝國現代化進程的象徵。在他的領導下,慶寧從農業國全面轉為工業國,國家不僅在軍事和經濟上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社會的流動性和人民的生活水準也得到了顯著提升。何西深刻明白,只有通過全面的現代化基礎建設,帝國才能真正成為全球強國,而他的鐵路網絡,正是這個現代化帝國的動脈。
晚年與隱退[編輯 | 編輯原始碼]
1852年10月17日,何西迎來了85歲華誕,安太祖為他舉行隆重的慶祝活動。由於年事已高,精神和體力大不如前,何西以85歲之齡辭去宰相一職,為至今退休時最年長的宰相,並展開退休生活。
何西退任後,和夫人南邑植華環遊世界,並在1877年10月18日,110歲生日翌日逝世,享嵩壽110歲。
何西喪禮將於10月31日在希望帝國聖保羅座堂舉行。在安太宗的命令下,何西的靈柩在聖保羅座堂停靈三日,供民眾弔唁,吸引約500萬人前來哀悼。此後在聖保羅座堂舉行國喪儀式。國喪的賓客多達3000人,令聖保羅座堂滿座。多位國家現任和前任元首和政要均獲邀出席。包括維多利亞女皇;全體官員皆有出席國喪。這是自立國以來,首次有非皇室成員舉行如此高規格的葬禮。另外,全國也下半旗三天,以示悼念。
國喪完結後,何西遺體按照其遺願進行人工防腐,並以部分遺產成立單一法團《護國大公何西法團》(The Grand Duke Protector Arthur Hokyeson Incorporated)作為慶寧集團永遠榮譽主席。
評價[編輯 | 編輯原始碼]
正面[編輯 | 編輯原始碼]
對何西的正面評價,是他就任宰相期間倡導西化改革政策,讓慶寧走向世界,大幅度改善慶寧人生活,讓希望帝國成為列強之一,對希望帝國貢獻卓越。
何西逝世後,安太宗在發表的致詞上表達了對何西的逝世表示悲傷及哀悼,擔任宰相期間的25年間,對朝廷鞠躬盡瘁,並通過西化把希望帝國轉變成列強之一,塑造了今天的希望帝國。
負面[編輯 | 編輯原始碼]
何西是個極具爭議的政治強人,反對者常指責他剛復自用,行事專斷,漠視其他大臣意見。其作風常令人感覺他不是一位宰相,反而像一位皇帝,這點有違他的身份。此外,何西的西化政策亦被保守派形容為藐視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