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貴的陳澤熹爵士,KBE,JPThe Honourable Sir David Chan,1869年2月13日—1970年3月23日),字壽臣,人稱陳中堂,香港島灣仔人,晚清高級官員,最後在1909年調任內閣大學士,直到清亡。其後成為20世紀初期香港政商界著名人物,1913年被任命為首名華民政務司,成為戰前香港最高級華人官員。1918年又參與創立華業銀行,並長年擔任該銀行之主席達三十多年。

陳澤熹為英屬香港第一名華裔爵士之一以及高級官員,作為政府及民間華人的溝通橋梁。另外,陳澤熹亦熱心公益,積極參與慈善活動。曾經於1929年創立香港保護兒童會,又先後擔任保良局及東華三院顧問。由於陳澤熹對早期香港貢獻甚多,社會地位崇高,他與何文紳在20世紀50年代時被合稱為「香港大老」。

生平 編輯

陳澤熹生於清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十三日,家庭原籍廣東南海。先祖陳文相於道光年間移居香港,從事茶葉、絲綢貿易,與東印度公司保持緊密商業往來。父親陳潤昌曾赴廣州水師學堂學習西洋語言,後任官府譯員,參與多起中外條約翻譯工作;母親林瑞蓉出身南洋檳城林氏,精通閩南語與英語,自幼以多語家庭教師培育子女。澤熹自小在中式私塾攻讀四書五經,亦在英籍家庭教師指導下學習英語與算術,幼年即展現中西兼融的天賦。

求學時期 編輯

光緒五年(1879年),十歲的陳澤熹考入中央書院(現為皇仁書院),初習拉丁文與希臘文,並在數理與歷史科目中表現優異。光緒十二年(1886年),港英政府推動華裔精英赴英留學,陳澤熹獲薦入讀倫敦大學政治經濟系。他深入研究英國議會制運作、地方自治法規與殖民地行政管理,並專注於「多元社會中的政治代表性」課題。

  • 論文:《殖民地多元利益平衡之制度設計——以英屬印度與香港為例》,於1890年獲得一等榮譽學位。
  • 社團活動:擔任華生政治學會(Chinese Students’ Political Society)會長,組織在英華人學生辯論會,向英國政界及智庫介紹中國政制改革之進程,並與未來英國議會議員與殖民地官員建立終身友誼。

仕途與政務改革 編輯

歸國後,陳澤熹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應港督邀任政務司署華人事務顧問,首先借鑑英國地方自治的縣議會制,他建議並協助成立「華人諮詢委員會」,定期由政務司主持,邀請商界、紳商、華社各界代表,就香港政經民生議題提出建言。這一機制不僅增強了華人對政府決策的參與感,也讓港英體制得以更直接地收集基層意見。在廣州通商談判中,陳澤熹代表港督府赴粵,運用他對英國法制與國際條約的理解,協調香港與廣東兩地對口岸稅率與通關手續的分歧,最終為香港商戶爭取到更低的稅率優惠與更簡化的通關流程,有效鞏固了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的地位。融會英國地方自治經驗與中國鄉紳制度,推動地方華人代表諮詢委員會,按英國縣議會模式,定期向政府建言,首倡華人正式參政管治。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欽命陳澤熹出任內閣大學士,主管洋務與對外交涉,兼任戶部與禮部協議代表。獲欽命出任內閣大學士後,陳澤熹進入中央核心決策層,負責統籌洋務改革與對外談判。他主張仿效英國與日本的經驗,先後提出建立現代化醫院體系以及學堂,聘請西方醫師與教師,在上海與廣州試點,並納入中醫藥師共同合作,為後續全國醫療與教育現代化奠定基礎。他曾向朝廷建言,在江浙、廣東等地先行設置省級諮議機構,功能類似地方議會,負責地方稅收、基礎建設預算和公共衛生事務。該方案雖未能全面推展,卻開啟了晚清省政改革的先河,並為民國初期地方立法機構的設立提供了參考模式。辛丑和約賠款談判中,他代表清廷參與與列強的協商,力陳將賠款優先用於教育、衛生與基礎建設,而非單純軍費支出,緩解國內士紳與民眾對賠款無益民生的憂慮,也確保部分資金真正流入人民福祉領域。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袁世凱便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一職,而唐紹儀、梁如浩等人均獲得提拔,分別在新政府出任總理或部長等職位。可是,陳澤熹此時卻選擇抽身而退,寧同妻兒辭官返港。袁世凱為了表示對陳澤熹的感謝,特以授予三等嘉禾勳章,以資嘉許。

回港不久後,作為當時華人社會領袖的陳澤熹獲香港政府贈予太平紳士的名銜,為陳氏在港從政鋪路。陳澤熹更於1911年成為潔淨局官員,開始了其從政之路。正因為陳澤熹於清末時任朝廷高官,潔淨局的工作顯得雕蟲小技、大材小用。因而,1913年,港府首設華人政務司一職,延攬陳澤熹出任,同時兼任議政局及定例局官守議員,成為戰前香港最高級華裔官員。他依循英國殖民地行政制度,從政策制定到執行引入以下創新。作為首任華民政務司,他設立了社會政策研究辦公室,引入他在倫敦大學所學的統計方法,對教育、衛生、就業及房屋問題進行實地調查與數據分析。根據報告,他推動了學童午膳計劃和社區疫苗接種行動,有效降低了貧困學童營養不良與傳染病發生率。陳澤熹又定期舉辦「華人座談會」,邀集保良局、東華三院、華商總會及學生會等團體代表,直面政府政策,並在座談會中引入公開聽證形式,讓市民公開發言、書面質詢,提升政府決策的透明度與公信力。

1917年,陳澤熹被英皇喬治五世召見至倫敦白金漢宮,受封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成為繼鄭豪韋及何文紳後成為第三名華人爵士,以及首位獲授予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的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