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編輯陳澤熹爵士（章節）

== 生平 ==
陳澤熹生於清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十三日，家庭原籍廣東南海。先祖陳文相於道光年間移居香港，從事茶葉、絲綢貿易，與東印度公司保持緊密商業往來。父親陳潤昌曾赴廣州水師學堂學習西洋語言，後任官府譯員，參與多起中外條約翻譯工作；母親林瑞蓉出身南洋檳城林氏，精通閩南語與英語，自幼以多語家庭教師培育子女。澤熹自小在中式私塾攻讀四書五經，亦在英籍家庭教師指導下學習英語與算術，幼年即展現中西兼融的天賦。

=== 求學時期 ===
光緒五年（1879年），十歲的陳澤熹考入中央書院（現為皇仁書院），初習拉丁文與希臘文，並在數理與歷史科目中表現優異。光緒十二年（1886年），港英政府推動華裔精英赴英留學，陳澤熹獲薦入讀倫敦大學政治經濟系。他深入研究英國議會制運作、地方自治法規與殖民地行政管理，並專注於「多元社會中的政治代表性」課題。

* '''論文'''：《殖民地多元利益平衡之制度設計——以英屬印度與香港為例》，於1890年獲得一等榮譽學位。
* '''社團活動'''：擔任華生政治學會（Chinese Students’ Political Society）會長，組織在英華人學生辯論會，向英國政界及智庫介紹中國政制改革之進程，並與未來英國議會議員與殖民地官員建立終身友誼。

=== 仕途與政務改革 ===
歸國後，陳澤熹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應港督邀任政務司署華人事務顧問，首先借鑑英國地方自治的縣議會制，他建議並協助成立「華人諮詢委員會」，定期由政務司主持，邀請商界、紳商、華社各界代表，就香港政經民生議題提出建言。這一機制不僅增強了華人對政府決策的參與感，也讓港英體制得以更直接地收集基層意見。在廣州通商談判中，陳澤熹代表港督府赴粵，運用他對英國法制與國際條約的理解，協調香港與廣東兩地對口岸稅率與通關手續的分歧，最終為香港商戶爭取到更低的稅率優惠與更簡化的通關流程，有效鞏固了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的地位。融會英國地方自治經驗與中國鄉紳制度，推動地方華人代表諮詢委員會，按英國縣議會模式，定期向政府建言，首倡華人正式參政管治。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欽命陳澤熹出任內閣大學士，主管洋務與對外交涉，兼任戶部與禮部協議代表。獲欽命出任內閣大學士後，陳澤熹進入中央核心決策層，負責統籌洋務改革與對外談判。他主張仿效英國與日本的經驗，先後提出建立現代化醫院體系以及學堂，聘請西方醫師與教師，在上海與廣州試點，並納入中醫藥師共同合作，為後續全國醫療與教育現代化奠定基礎。他曾向朝廷建言，在江浙、廣東等地先行設置省級諮議機構，功能類似地方議會，負責地方稅收、基礎建設預算和公共衛生事務。該方案雖未能全面推展，卻開啟了晚清省政改革的先河，並為民國初期地方立法機構的設立提供了參考模式。辛丑和約賠款談判中，他代表清廷參與與列強的協商，力陳將賠款優先用於教育、衛生與基礎建設，而非單純軍費支出，緩解國內士紳與民眾對賠款無益民生的憂慮，也確保部分資金真正流入人民福祉領域。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袁世凱便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一職，而唐紹儀、梁如浩等人均獲得提拔，分別在新政府出任總理或部長等職位。可是，陳澤熹此時卻選擇抽身而退，寧同妻兒辭官返港。袁世凱為了表示對陳澤熹的感謝，特以授予三等嘉禾勳章，以資嘉許。

回港不久後，作為當時華人社會領袖的陳澤熹獲香港政府贈予太平紳士的名銜，為陳氏在港從政鋪路。陳澤熹更於1911年成為潔淨局官員，開始了其從政之路。正因為陳澤熹於清末時任朝廷高官，潔淨局的工作顯得雕蟲小技、大材小用。因而，1913年，港府首設華人政務司一職，延攬陳澤熹出任，同時兼任議政局及定例局官守議員，成為戰前香港最高級華裔官員。他依循英國殖民地行政制度，從政策制定到執行引入以下創新。作為首任華民政務司，他設立了社會政策研究辦公室，引入他在倫敦大學所學的統計方法，對教育、衛生、就業及房屋問題進行實地調查與數據分析。根據報告，他推動了學童午膳計劃和社區疫苗接種行動，有效降低了貧困學童營養不良與傳染病發生率。陳澤熹又定期舉辦「華人座談會」，邀集保良局、東華三院、華商總會及學生會等團體代表，直面政府政策，並在座談會中引入公開聽證形式，讓市民公開發言、書面質詢，提升政府決策的透明度與公信力。

1917年，陳澤熹被英皇喬治五世召見至倫敦白金漢宮，受封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成為繼鄭豪韋及何文紳後成為第三名華人爵士，以及首位獲授予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的華人。